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主日學與華人教會

主日學與華人教會
鄒永恆

更正基督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以下通稱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可以說是於1807年,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美國來華開始(林治平1977,3)。從那時起,不同基督教宗派及差會所差派的宣教士陸續抵華,傳播福音,建立信徒。其中最被廣泛採用的方式,就是主日學事工(蕭克諧1989,47)。嚴格來說,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是由主日學運動開始的。


沒有人確實肯定主日學是甚麼時候在中國開始,但一般學者相信在宣教士來華的初期,就已經有主日學校的創辦。根據蕭克諧博士的研究,第一個有確實記錄及組織的主日學校,是由美以美會的宣教士柯林士(J. O. Collins)在1848年3月5日於福州創辦(蕭克諧1989,47)。與主日學在歐洲及北美洲的情況一樣,主日學在中國的發展異常迅速。1907年,不同宗派約一千位宣教士在中國聚首一堂,慶祝馬禮遜來華宣教一百周年紀念。當中與會者熱烈地討論如何能將福音更快傳遍至整個中國,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應成立一個主日學的組織,來推動全國的主日學運動,並藉此達至福音遍傳中國的目標。來自倫敦的宣教士杜諾博士(J. Dorroch)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吳揚道1993),並於1909年出版第一套主日學教材《國際主日學課程(International Lessons)》(Clay 1910, 263)。三年後,即1910年,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下簡稱「合會」)於上海正式成立。第一任總幹事是美國宣教士都春圃博士(Elwood G. Tewksbury),並以馬可福音十章45節「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為合會的口號,為要提醒宣教士們來華的目的,乃是要服事中國人(吳揚道1987,27)。

中國主日學合會的信仰立場保守而堅定,強調唯獨聖經的權威,所出版的主日學教材,則以能適合不同宗派之堂會採用為目標,當時合會的主要財政來源自英國主日學合會,而合會首二十年的工作重點可分為二:

(1) 出版主日學教材

早在成立開始,合會就致力出版主日學課程(Curriculum),供全國大大小小的主日學校採用。當中包括了「統一課程」(Uniform Lessons)及「分級課程」(Graded Lessons)。「統一課程」是指各級主日學都採用相同的課程中心(包括經文),只是按年齡而修改教學的內容及步驟。「分級課程」則是按不著不同年級的學生的需要,獨立編寫適合他們的教材。這兩種主日學課程編寫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在東西方的主日學課程中仍是相當普遍。短短四年間(1915年),每主日就有超過九萬名兒童採用這些課程來上主日學(蕭克諧1989,49-50)。

此外,為配合課程及方便教師教學的需要,合會亦出版輔助性的教材工具。根據都春圃博士在1935年的報告顯視,合會每年要印製五百萬張小掛畫及十萬張大型掛圖,才能足夠供應教會的需要(Tewksbury 1935, 261)。輔助教材需求之大可見一班。

(2) 培訓主日學教師

合會於1911年開始出版師資訓練材料及研經工具書籍,以滿足教師的需求及需要。並同時在中國各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培訓合適的主日學教師。

1929年合會與自1910年開始支持合會事工的普世主日學聯會(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因事工的取向產生分岐,導至關係破裂。有說是合會過於保守(蕭克諧1989,53-54),亦有說是普世主日學聯會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吳揚道1987)。無論如何,1931年7月,在普世主日學聯會支持下,在上海舉行了一個全國宗教教育會議,並且成立了另一個組織,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由繆秋笙博士任執行幹事。主要事工是編寫適合兒童、青年、以致成人的主日學課程及教材。雖然合會失去了普世主日學聯會的經濟支持,但事工並沒有停止,總的來說,這時期的絕大部份教會仍是採用合會出版之主日學課程(蕭克諧1989,54)。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都春圃博士死於日軍的集中營,合會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均全部罹難。合會的工作亦因此由以外國宣教士為主,轉而以華人同工為主(吳揚道1987),而最難得的是在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合會的工作從未間斷,繼續供應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蕭克諧1989,61-62)。戰爭結束後,教材需求迅速增加,合會遂聘請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孟約翰博士(John Montgomery)及福音聯盟差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宣教士費艾榮牧師(Edwin Fisch)負起領導的工作。可惜的是抗戰剛完畢,國共內戰立即爆發。1949年共產黨勝利前夕,合會決定差派孟約翰博士前赴台灣建立分會,孟約翰博士亦於隨後的一年於香港成立另一分會。其後,由於中共政府不允許國內宗教組織與國外宗教組織有任何聯繫,台灣及香港的合會遂改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下簡稱「中主」),由孟約翰博士擔任首任總幹事。

中主的工作在台灣及香港均有長速的發展,由於已經與上海合會分開,大部份出版工作遂交由香港的中主分會負責。1958年,世界宣教使團的宣教士吳揚道博士(David Woodward)接替了退休的孟約翰博士,出任總幹事一職。吳揚道博士首先在台港兩地開設書室,不單供應主日學教材,也供應中、英文屬靈書籍,讓一般信徒得著屬靈讀物的滋潤。由於兩地的事工日益繁重,香港分會的工作遂交由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士Miss Grace Jephson負負,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北美極暢銷之福光主日學課程(Gospel Light)的中文版。鑑於華人文化與北美文化的差異,福光出版社特別允許中主自行按需要增刪課程的內容,這是當時出版界中少有的慷慨做法,對當時極需要新編主日學課程的華人教會實屬很大的幫助。

Miss Jephson於1967年退休,吳揚道博士鑑於華人教會日漸成熟,是宣教士將事工交給華人教會的時候,遂將香港分會的事工交由薛孔奇先生主理(吳道揚1993)。薛孔奇先生接任後,深覺單單專注出版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較為狹隘,書室的經營方式亦太保守,加上華人教會對基督教教育普遍缺乏關注,形成對中主事工發展的限制。因此,他找來了黃繼榮先生,負責推動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亦同時成為中主與教會之間的橋樑。翌年,中主開設了《基督教教育中心》作為推展上述工作的媒介,這工作一直服事了當時香港的華人教會四年之久。1971年4月,在各方面時機均成熟的時候,吳揚道博士得著董事會的支持,決定讓香港中主與海外基督使團的證道出版社合併,西教士將兩項重要事工,完全交由華人管理及發展,這在當時來說可以是開創先河之舉。合併後的董事會決定將新機構命名為「福音證主協會」(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下簡稱「證主」),以紀念兩個機構過去的工作。董事會亦一致議決由香港中主的薛孔奇先生出任「證主」的首任總幹事。

其實,自五十年代起,主日學出版及推動工作已不再是中主力支撐的局面。前面提及的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交由廣學會廣泛地出版教材,證道出版社及個別宗派的出版社均參與教材出版的工作。但可以說,華人教會的主日學工作,仍是以中主的推動為主。進入六十年代,華人教會漸漸成長,而西教士亦紛紛撤退,轉往更大需要的地方宣教。主日學運動亦進入本色化的階段。1960年,中主出版了由西教士與華人合著之「道光教材」,成為第一套本色化主日學教材。其後,香港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出版了由蕭克諧博士編著的「佳音教材」,成為第一套全由中國人參與製作的主日學教材,意義實在重大(蕭克諧1989,67-68)。雖說主日學並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教育,甚至有不少人說主日學的發展導至華人教會普遍地誤將主日學等同於基督教教育,但無可否認,主日學運動實在是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發展中的啟蒙老師。到了這個地步,基督教教育開始由以主日學事工為主,一步步地轉為全面化的信徒培育事工。華人教會的主日學運動亦可算是正式結束,這個時候,主日學已成為華人教會不可或缺的主要信徒培育媒介。


註:本文改編自筆者的碩士論文: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education minist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 (1971-1991).


參考資料:

林治平編。1977。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

林榮洪。1982。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吳揚道(David Woodward)。1987。「中國主日學協會與我」。中國主日學協會八十周年紀念特刊。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

_______。中國主日學協會簡史。筆者於1993年前往美國羅省訪問退休來華宣教士吳揚道牧師時取得。

蕭克諧。1989。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香港:道聲出版社。

Clay, W. H. 1910. “The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Sunday School Committee”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ewksbury, E. G. 1935. “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