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教育神學中的聖靈論初探
— 李展時與彭米路對「聖靈在教學中」之觀念的比較。
鄒永恆
(原載於紐神季刊第43期；並載於《紐約神學教育中心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
*本文中「基督教教育/宗教教育」一詞泛指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中之教會教育事工。
耶穌基督在離世升天以先，曾叮囑門徒們在傳福音建立信徒時，要緊記「. . .凡我所教訓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 . .」(太28:18-20)。教育工作一直是教會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敬拜、主日學、門徒訓練、團契小組、以至外展宣教等教會事工，其實都與教育工作分不開，只是所採用的媒介與教導的內容有所不同而已。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艾偉傳(D. Eldridge)曾經指出：「教會能不斷在屬靈上成長及具有生命力，乃在於是否擁有有果效的教育事工」(Eldridge 1995, viii)。甚麼是有果效的教導(effective teaching)呢？一般教育家認為有果效的教導工作，必須具備四個因素，就是教師的預備(preparation of the teacher)、學生的準備(readiness of the students)、課程的設計(design of the curriculum)及合適的設備(suitable of facility)。我們亦常常看見不少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舉辦針對上述四方面的訓練講座，這是否意味著基督教教育與一般教育沒有分別呢？當然不是。基督教教育事工與一般的教育工作的主要分別，就是在基督教教育除了有人的工作外，還有聖靈的工作。
聖靈在教學過程中的參與是一個常被忽略的課題(Newton 2001, 125)。談到神學，不少人以為神學只是基督教教育的內容，其實聖靈的工作正是基督教教育神學的一個重要題目。在著名的「基督最後講論」(The final discourse約14-16章)中，聖靈在教導信徒的工作上有所參與，是毋容置疑的。很明顯，有果效的教育事工必須有聖靈的工作，可是，基督教教育家對於聖靈在實際教學過程上的參與，卻持有不同的意見。社會科學派的基督教教育家李展時(James Michael Lee)相信，聖靈的工作只在於制訂各種人類行為的因果關係律則(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Lee 1973, 148)。換而言之，李展時認為聖靈並沒有直接參與在教學過程之中。福音派基督教教育家彭米路(Robert Pazmino)則認為聖靈乃直接參與在教學過程之三個主要步驟之中，就是教學的預備、教導及檢討(Pazmino 2001, 87)。本文將會扼要地比較兩位基督教教育家的神學立場，並以聖經真理作出簡單的檢討和分析，刺激讀者思想聖靈在教學過程中的實際參與情形，從而強化教會教育事工。
李展時對「聖靈在教學中」的觀念
李展時生長在美國紐約市，自幼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並積極參與學校的神職工作，因而常常為著是否被神呼召作神職人員而煩惱，但最後，卻認定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更能服事神。在教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其間，是他的基督教教育觀念建立的時期。畢業後先後任教於鹿特丹大學及阿拉巴馬州立大學，並創立了「宗教教育出版社」(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成為唯一一間只出版宗教教育學術書籍的出版機構(Gibbs 1992, 295-96)。
李展時是一位極受爭議的基督教教育家，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基督教教育是一門社會科學而非神學(Gibbs 1992, 296)。因此，他被稱為社會科學派的先軀(Burgess 1996, 188)。在李展時而言，基督教教育或宗教教育，乃是由Religious 及Education兩個字組成。「宗教」是一個形容詞，而「教育」是一個名詞；意思是說「宗教」只是指出進行「教育」過程的一種種類而已。基本上，李氏認為基督教教育與一般教育如出一轍，都是同樣由目標、過程及運作原則所推動。在他眼裏，基督教教育是教導學生按著基督教信仰而改善他們的行為。因此，他認為基督教教育純粹是一種社會科學的活動(Lee 1971, 182ff)。
根據李展時的觀察，絕大部份的更正教及天主教教育家，都是在提倡一種「基督教教學理論」(Christian theory of teaching)，指出神是人如何學習的掌管者。李氏認為這一種理論流於空泛，不但不能幫助教師如何教得更好，亦不能幫助教師了解學生怎樣學得更有效(Lee 1973, 44)。李展時認為以神學為取向的基督教教育事工乃是取決於不同的神學立場，而非從人的本性作出發點，因此，以神學為取向的教育事工理論是不切實際、沒有果效的教學理論(Lee 1973, 44)。
李展時雖然反對以神學取向的基督教教導事工，但他卻強調「神人關係」(Divine-human relationship)的重要性，只是他認為這種關係，並不包括聖靈在教學過程當中的直接參與。李展時相信學習的結果，乃取決於教師的教導方法。在他的三一神觀中，神是那一位透過制訂各種因果關係律則，來掌管宇宙萬物。神的工作只會透過衪所創造的受造物來完成，而衪亦不會在過程中作任何超自然性的干預(Lee 1973, 148)。
的確，我們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十年間，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對基督教教育在理論及觀念上進行研究與檢討，大大提高了今天基督教教育在瞭解學生、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案編寫、課後檢討等方面的效能 (Seymour and Miller 1982, 18)。可是，美國Garrett福音神學院教務長兼宗教教育教授史摩亞(Jack Seymour)提醒我們，神學基礎乃是我們認識「現實(Reality)」的基礎。李展時的理論單從社會科學來理解「現實」中的人性發展、學習取向等範疇，忽略了聖經神學中的人論基礎，有以偏蓋全的危險(Seymour and Miller 1982, 19)。另一位天主教教育家高隆美(Thomas Groome)亦認為李展時忽略了神學基礎將容易產生危險。他指出李展時對「神學」及「教育」兩方面的思想過於狹窄，以為「神學」只是一種與信徒生活無關的學術研究，而「教育」亦只是一種資訊傳遞的系統(Groome 1980, 228)。
李展時的理論基本上完全否定聖靈的直接參與。固然，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應完全被動，毫無準備地，單單等候聖靈來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聖靈的工作，認為單靠教師對教學理論及教學過程的掌握，就能做好教導信徒的工作，也是天方夜譚。基督教教育的重點是幫助人建立與神與人的關係，好能更深認識神、更深認識別人、更深認識自己。倘若基督教教育只需透過人為的理論和對人性的體會來達到的話，人一開始就不會墮落，耶穌基督也不用道成肉身，神也不用賜下衪寶貴的話語了。
彭米路對「聖靈在教學中」的觀念
作為拉丁美洲裔移民的第二代美國人，彭米路成長於西班牙裔(Hispanic)及北美雙文化之中。波格斯(Harold Burgess)在「宗教教育模式」一書中以彭米路為福音派教導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Burgess 1996, 157)。他畢業於Gordon-Conwell神學院，並於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教育博士學位。彭米路專研基督教教育基礎，特別是基督教教育神學。他的名著「基督教教育的基礎」一書，多年來成為各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入門課程的指定教科書。彭米路為美國浸信會(American Baptist)所按立之牧師，現任麻省Andover Newton神學院基督教教育教授。
彭米路的「聖靈在教學中」的觀念與李展時的剛好相反。就彭米路而言，聖靈不單參與在教學過程之中，衪更是整個教學過程的培育者，幫助學生在靈裏成長(Pazmino 2001, 93-95)。彭米路認為基督教教育的主旨，是靈命的轉化(Spiritual transformation)；教育事工要達至靈命的轉化，聖靈的直接參與是必須的(Pazmino 2001, 99)。彭米路認為教學的過程的起點，是聖靈先預備好負責教導工作的教師。他以系統神學學者艾歷臣(Millard Erickson)的「聖靈工作理念」(Erickson 1998, )作為基礎，指出聖靈在教學工作上的六個參與(Pazmino 2001, 101-102)。一，教導的恩賜是聖靈分給信徒，為要叫神的旨意成就。二，聖靈會將教導的能力，特別賜給一些有個別不足的信徒。三，教導的恩賜完全是聖靈運用自己的權柄、按著自己的心意來分配。四，擁有教導恩賜的信徒應與擁有其它恩賜的信徒彼此配搭，叫教會健康成長。五，教師需要聖靈的引領來明白神的話語。六，教學過程必須在禱告中進行。彭米路以教學過程的三個主要階段「預備」、「教導」及「檢討」來描述聖靈在教學中的參與(Pazmino 1998)。
在「預備」的階段中，聖靈參與在教師及學生的預備上。在教師的預備上，教導恩賜的賜予是成功聖經教師的先決條件。這並不是否定師資訓練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師資訓練的第一步，是聖靈的揀選及賜下教導的恩賜來預備個別信徒，好能在教導的能力及技巧上得以成熟。彭米路指出，教學過程其實是聖靈與教師「配搭」的結果。整個教學過程，包括教學的內容選取、學生的關心、以至學生的生命被模造成合神使用的器皿，都需要透過不斷的禱告來達致的(Pazmino 2001, 102)。
聖靈亦直接參與「教導」的階段。透過聖靈的能力，教師能將神的話語講解清楚、影響學生的生命；透過聖靈的啟迪，學生能將神的話語聽得明白，讓生命得著轉化(Pazmino 2001, 93-94)。基督教教育是真理傳遞的過程，耶穌更指出聖靈就是教導人去認識真理的那一位(約十六13)；因此，聖靈對教師與學生的啟迪，肯定是教學過程中最主要的部份。
一個理想的教育事工，不能忽略了對教學過程的各部份作出檢討(Pazmino 1998, 75)。在「檢討」的階段，教師必須檢討自己在「預備」及「教導」的兩個階段中，是否有順服聖靈的帶領；有些時候，聖靈甚至會直接提醒教師如何進行跟進的工作(Pazmino 2001, 109-111)。
蘇克(Roy Zuck)指出，沒有了聖靈直接參與的基督教教育工作，就與一般教育工作沒有分別，失去了基督教教育本身的特質，亦不能發揮其建立信徒的應有工效(Zuck 1993, 15)。高隆美亦贊同彭米路的論點，認為神就是基督教教育之所以能產生果效的能力源頭(Groome 1980, 228)。因此，我們可以說，倘若聖靈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直接參與，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衪根本沒有參與，而是因為教師不願意從衪支取智慧、真理與力量(Newton 2001, 126-127)。
結論
從上面的討論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李展時與彭米路都相信神，亦肯定神與人建立關係的重要性。主要的問題，是聖靈究竟是否直接參與在教學的過程之內。
若從聖經真理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的教導清晰地指出聖靈在教導過程中，是積極的參與者；這正是彭米路的觀點。相反，李展時完全否定教學過程中超自然能力介入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基於李氏對宗教教育的定義。在他看來，宗教教育只是透過「教育」將「宗教」的內容傳遞給學生，與一般學科透過「教育」來傳遞的內容，基本上沒有分別。也許李氏忘記了基督教教育不單是宗教知識的傳遞，更是信徒生命培育的過程(Eldridge 1995, 46-47)。正如彭米路多次在其著作中指出，聖靈的參與並不等於摒棄教師的訓練與裝備。相反，教育的社會科學範疇，對「預備」、「教導」及「檢討」三個教學過程主要步驟，都極為重要。問題是今天的信徒容易各走極端，忽略了兩方面的重要性。著名基督教教育家李察斯(Lawrence Richards)在其名著「一個基督教教育神學」的結語中，指出了我們對神在基督教教育中參與的兩個主要誤解：一. 否定神在教育事工上的參與，認為信徒成長只是一個自然產生的過程；二. 肯定神在教育事工上的參與，認為神會透過一些奇蹟性的超自然方法來叫信徒成長(Richards 1975, 323)。這兩個誤解，正好道出從事基督教教育事工者，必須避免在基礎觀念上兩極化的危險。也許我們可以用李露懿(Lois Lebar)的說話來作為總結，她指出基督教教育過程並不是教師代表神來教導，而是「教師與神一起教導」(Lebar 1995, 166)。
誠如題目「基督教教育神學中的聖靈論初探」，本文只是扼要地提出兩種分別較大的理論，嘗試讓讀者對「聖靈在教學過程中的參與」有一初步的反思，本題目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的發展較為偏重於實際的應用層面，對基礎性的理論層面的探究較為忽視(韋賀特，1999，《譯者序》，頁7)。沒有基礎性的探求，應用性的鑽研就容易流於空洞。筆者深願本文能有拋磚引玉之效，期待更多主內同道在基督教教育神學這片荒蕪之地一同開墾，為華人基督教教育的發展編寫新的一頁。
參考書目：
Burgess, Harold W. 1996. Models of religious education.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Eldridge, Daryl. 1995. The teaching ministry of the church. Nashville, TN: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ing.
Erickson, Millard J. 1998. Christian theology. 2nd ed. Grand Rapid, MI: Baker Book House.
Gibbs, Eugene S., ed. 1992. A reader in Christian education: Foundations and basic perspectiv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Groome, Thomas H. 1980.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CA: Harper & Row Publishers.
Lebar, Lois E. 1995. Education that is Christian. Colorado Springs, CO: Chariot Victor Publishing.
Lee, James Michael. 1971. The shape of religious instruction. Mishawaka, IN: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_______. 1973. The flow of religious instruction. Mishawaka, IN: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Newton, Gary. 2001. The Holy Spirit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Edited by Michael J. Anthony. Introducing Christian education: Found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Pazmino, Robert W. 1998. Basic of teaching for Christian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_______. 2001. God our teacher: Theological basic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Richards, Lawrence O. 1975. A theolog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Seymour, Jack L., & Donald E. Miller. 1982.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Christian education.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韋賀特。黃碩然譯。1999。基督教教育與生命塑造：基督教教育意義新探。香港：福音證
主協會。
Zuck, Roy B. 1993. Teaching with Spiritual power: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hip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Grand Rapids, MI: Kregel Publications.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聖經詮釋對基督教教育的影響
聖經詮釋對基督教教育的影響
鄒永恆
基督教教育是一個帶領人在基督裏成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乃是透過在世界中活出信仰與人生使命來達至的。很明顯，「在基督裏成長」、「信仰」和「人生使命」這三方面，都將我們的目光指向聖經。已故的華人基督教教育家蕭克諧博士指出聖經在基督教教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說，「沒有聖經，仍然可能有教育，但不可能有基督教(宗教)教育。基督教(宗教)教育是以聖經為基礎和中心的教育。」
的確，基督教教育之所以稱為是屬於「基督教」的教育工作，是因為它是以基督教信仰作為教育工作的基礎、目標及內容。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礎，是因為沒有聖經就沒有基督教教育。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目標，是因為聖經展示出一個人在基督裏成長的路徑、方向和終極結果，告訴我們神人關係的終極意義。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內容，是因為聖經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本體，是基督教信仰的權威，它就是神的話語，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所以，要對基督教教育有正確的觀念、有正確實行，必須從聖經入手。要進行基督教的教育工作，也必定離不開聖經。基督教教育家一直相信一個事實，就是基督教教育由始至終，都是以聖經為本的教育工作。談到聖經，就不能夠不談聖經詮釋的問題了。基督教教育家指出，基督教教育的過程，是讓信徒對聖經真理從「認知」(identify)到「解釋」(interpret)，再進到「內化」(incarnate)的地步，以致帶來信徒在生命中的轉化，活出基督的樣式。而聖經詮釋的結果，就直接地影響著這個過程。
華人教會在過去，在聖經詮釋的觀念方面是比較保守的。這不一定是錯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從客觀的觀察當中，我們可以肯定，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聖經正典文本的形成，並不是忽然之間，神在一下子、單方面的來完成衪的啟示，而是經過一個過程，正如著名華人新約學者黃錫木博士所說，「上帝啟示聖經的作為其實是一個過程：從聖經作者有一個意念要寫出來開始，經過資料的搜集、過濾、消化、融合個人的宗教經驗，以至加以整理表達，直至成書為止，甚至連早期信徒對該經卷神聖權威的印證，全都是上帝的作為。我們必需記住：原創性並不是啟示的必要條件。」當然，另一方面，著名德國的神學家Karl Barth卻提醒我們「上帝的啟示並不是在文本的背後，而是在文本之中。」意思就是說，雖然我們相信整本聖經每一卷書的成書過程都是上帝的作為(或者說是上帝藉著人所行出來的作為)，而當中也牽涉到許多不同的資料來源，但是這些資料，仍然不能夠成為與聖經正典作為上帝啟示的同一地位。換句話說，只有我們現在擁有的聖經正典，才是上帝啟示的唯一憑據。聖經詮釋的任務，自然就是讓信徒可以清楚明白這一本上帝唯一的啟示，並且與它發生生命的關係。
筆者不是解經家，也不是聖經學者。筆者只是一個基督教的教育工作者。筆者所面對的、所研究的、所探討的，是如何讓聖經真理與信徒的生命與生活發生關係。談到聖經詮釋學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夠忽略作者、文本及當時受眾三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教會既然是神用作培育信徒成長的工具、媒介，教會就不能夠只專注上面所講的作者與文本、文本與受眾、作者與受眾之間相互的關係，而忽略了文本對今天信徒究竟有甚麼意義。換句話說，從基督教教育的角度來看，聖經詮釋的最終任務，是讓文本的信息對今天的讀者產生改變生命的關係。否則，我們就容易落到一個將聖經變成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著作來研究的地步。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對文本的研究及分析，相反，這些研究是必須的，也是應當的。可是，我們不能夠忽略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文本與今天信徒的關係。使徒保羅說：「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正是要告訴我們，倘若我們只是停留在聖經作者的文本字句當中，忽略了上帝藉著衪啟示的文本對我們現代人的意義，文本的信息就只是學者們研究的知識，而不是改變人的生命之道。
其實，從客觀事實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研究聖經的過程當中，很多東西是我們窮一生的精力，都不可能完全明白、不可以找出肯定的答案的。可以說，我們對於信仰的認識和了解，永遠都不可能是一清二楚的，這不是說是上帝的啟示不足夠或是有缺欠。套用黃錫木博士的一句話，「上帝是真實的，衪的啟示是肯定的，要在信仰上成長，信徒就需要學習在『不肯定』和尋索的過程中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信念站穩、成長。」
的確，談信仰，總不可能離開「信」這個字。基督徒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憑信追尋認識真理」(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過程。而且這個「信」的過程，並不是停留在文本的研究和理論爭辯當中。我們的主耶穌為我們留下很好的榜樣，不錯，衪也跟法利賽人和文士在舊約文本的研究理論上發生爭辯，但是衪沒有停在那裏。而是透過生命的行動，將信仰活生生的展現在衪與神與人相交的當中。當人因衪的教訓要擁戴衪的時候，衪卻是退到山上禱告，與衪的父相交。當那些所謂擁有真理的法利賽人不願意進到那些被稱為罪人的人群當中，耶穌卻進到他們當中，跟他們在一起，以生命來影響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筆者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出「基督教教育是一個帶領人在基督裏成長的過程，透過在世界中活出信仰與人生使命來達至的」最直接的榜樣。筆者相信，這才是聖經詮釋學所帶來應有的終極結果。
參考書籍：
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香港基道出版社，1999年。
蕭克諧著，《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香港道聲出版社，1989年。
鄒永恆
基督教教育是一個帶領人在基督裏成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乃是透過在世界中活出信仰與人生使命來達至的。很明顯，「在基督裏成長」、「信仰」和「人生使命」這三方面，都將我們的目光指向聖經。已故的華人基督教教育家蕭克諧博士指出聖經在基督教教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說，「沒有聖經，仍然可能有教育，但不可能有基督教(宗教)教育。基督教(宗教)教育是以聖經為基礎和中心的教育。」
的確，基督教教育之所以稱為是屬於「基督教」的教育工作，是因為它是以基督教信仰作為教育工作的基礎、目標及內容。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礎，是因為沒有聖經就沒有基督教教育。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目標，是因為聖經展示出一個人在基督裏成長的路徑、方向和終極結果，告訴我們神人關係的終極意義。聖經是基督教教育的內容，是因為聖經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本體，是基督教信仰的權威，它就是神的話語，在「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所以，要對基督教教育有正確的觀念、有正確實行，必須從聖經入手。要進行基督教的教育工作，也必定離不開聖經。基督教教育家一直相信一個事實，就是基督教教育由始至終，都是以聖經為本的教育工作。談到聖經，就不能夠不談聖經詮釋的問題了。基督教教育家指出，基督教教育的過程，是讓信徒對聖經真理從「認知」(identify)到「解釋」(interpret)，再進到「內化」(incarnate)的地步，以致帶來信徒在生命中的轉化，活出基督的樣式。而聖經詮釋的結果，就直接地影響著這個過程。
華人教會在過去，在聖經詮釋的觀念方面是比較保守的。這不一定是錯的，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從客觀的觀察當中，我們可以肯定，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聖經正典文本的形成，並不是忽然之間，神在一下子、單方面的來完成衪的啟示，而是經過一個過程，正如著名華人新約學者黃錫木博士所說，「上帝啟示聖經的作為其實是一個過程：從聖經作者有一個意念要寫出來開始，經過資料的搜集、過濾、消化、融合個人的宗教經驗，以至加以整理表達，直至成書為止，甚至連早期信徒對該經卷神聖權威的印證，全都是上帝的作為。我們必需記住：原創性並不是啟示的必要條件。」當然，另一方面，著名德國的神學家Karl Barth卻提醒我們「上帝的啟示並不是在文本的背後，而是在文本之中。」意思就是說，雖然我們相信整本聖經每一卷書的成書過程都是上帝的作為(或者說是上帝藉著人所行出來的作為)，而當中也牽涉到許多不同的資料來源，但是這些資料，仍然不能夠成為與聖經正典作為上帝啟示的同一地位。換句話說，只有我們現在擁有的聖經正典，才是上帝啟示的唯一憑據。聖經詮釋的任務，自然就是讓信徒可以清楚明白這一本上帝唯一的啟示，並且與它發生生命的關係。
筆者不是解經家，也不是聖經學者。筆者只是一個基督教的教育工作者。筆者所面對的、所研究的、所探討的，是如何讓聖經真理與信徒的生命與生活發生關係。談到聖經詮釋學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夠忽略作者、文本及當時受眾三者之間的關係。但是，教會既然是神用作培育信徒成長的工具、媒介，教會就不能夠只專注上面所講的作者與文本、文本與受眾、作者與受眾之間相互的關係，而忽略了文本對今天信徒究竟有甚麼意義。換句話說，從基督教教育的角度來看，聖經詮釋的最終任務，是讓文本的信息對今天的讀者產生改變生命的關係。否則，我們就容易落到一個將聖經變成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學著作來研究的地步。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對文本的研究及分析，相反，這些研究是必須的，也是應當的。可是，我們不能夠忽略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文本與今天信徒的關係。使徒保羅說：「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正是要告訴我們，倘若我們只是停留在聖經作者的文本字句當中，忽略了上帝藉著衪啟示的文本對我們現代人的意義，文本的信息就只是學者們研究的知識，而不是改變人的生命之道。
其實，從客觀事實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研究聖經的過程當中，很多東西是我們窮一生的精力，都不可能完全明白、不可以找出肯定的答案的。可以說，我們對於信仰的認識和了解，永遠都不可能是一清二楚的，這不是說是上帝的啟示不足夠或是有缺欠。套用黃錫木博士的一句話，「上帝是真實的，衪的啟示是肯定的，要在信仰上成長，信徒就需要學習在『不肯定』和尋索的過程中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信念站穩、成長。」
的確，談信仰，總不可能離開「信」這個字。基督徒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憑信追尋認識真理」(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過程。而且這個「信」的過程，並不是停留在文本的研究和理論爭辯當中。我們的主耶穌為我們留下很好的榜樣，不錯，衪也跟法利賽人和文士在舊約文本的研究理論上發生爭辯，但是衪沒有停在那裏。而是透過生命的行動，將信仰活生生的展現在衪與神與人相交的當中。當人因衪的教訓要擁戴衪的時候，衪卻是退到山上禱告，與衪的父相交。當那些所謂擁有真理的法利賽人不願意進到那些被稱為罪人的人群當中，耶穌卻進到他們當中，跟他們在一起，以生命來影響他們的生命。這也就是筆者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出「基督教教育是一個帶領人在基督裏成長的過程，透過在世界中活出信仰與人生使命來達至的」最直接的榜樣。筆者相信，這才是聖經詮釋學所帶來應有的終極結果。
參考書籍：
黃錫木著，《新約研究透視》，香港基道出版社，1999年。
蕭克諧著，《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香港道聲出版社，1989年。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神學院的學習：轉化生命的學習過程
神學院的學習：轉化生命的學習過程
鄒永恆
「究竟現今的神學院是否能夠培育適切現今教會需要的傳道人呢？」這是2006年，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華人神學教育諮詢會議」第一個晚上的教牧同工與神學院同工的聯合研討會中討論的重點問題。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華人神學教育界與華人教會領袖都仍然就著這個問題尋找答案。筆者無意在這短短的篇幅中探討這個問題，但卻想借這篇幅來分享在神學院中學習的一點感受。
就筆者個人的神學理念而言，神學院不是一間培育傳道人的工廠。其實，教會與神學院都是生命培育的基地。神學院短短三至四年的培訓，絕不足以叫一個人成為完備的神國工人；神學院中的學習只是神學生生命成長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已。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的期望乃是能幫助神學生在他們的人生學習旅程中的，盡上我的本份，為他們的生命成長提供部分的需要。
那麼，神學院的學習能夠為神學生的生命成長提供甚麼呢？
神學院固然為神學生提供了不同學科的系統性學習訓練，但筆者更相信神學院應該為神學生提供思考的訓練。信徒成長是一生的，不同時代的信徒要面對不同的問題，而信徒在面對人生問題時，牧者並不可能以一句兩句的金句或信條就能叫他們「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神學院不應單單是神學知識的傳遞，也不單止是事奉(牧養)技巧的訓練，更重要的是幫助神學生懂得思考，懂得就不同的理論、觀點、事件及行為等，作出合乎聖經真理的神學反思。這當中至少包括要學習三方面的反思：
一. 對學習內容的反思
神學院課堂中的內容大都是講師們多年來下苦功得來的心得，自是對神學生有所幫助。但神學生若以為這些內容都必定是絕對無誤地吸收，所得到的就只是「二手」的真理理解。只有第一手的真理學習，才會叫生命真正轉化(transform)。因此，神學院必須訓練學生就學習的內容作出反思，不盲目地接受「講師無誤論」，認真地就每一個學習到的課堂內容作出神學反省，才能真正將該課堂的內容從講師的個人領受變成自己的個人領受。
二. 對學習過程的反思
神學生必須懂的學習。由於講師的個人背景、教會經驗、生活體驗、學術水平，都與神學生不盡相同，所以在教學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偏差，學生所領受的可能並不是講師所表達的。因此，神學院應幫助學生學習對教學過程的反省，學習如何能更有效地掌握講師的教學內容，才不至於斷章取義。
三. 對個人假設的反思
神學生都有個人的背景與經驗，而往往這些背景與經驗都會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影響了判斷力。要能夠客觀地面對學習的內容，必須先將個人的假設放下，才能真實地去檢視講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從而作出合理的判斷與取捨。其實放下個人的假設，也就是對個人假設作出反思的過程，不將自己已知的變成無誤。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只有願意放下自我，客觀謙卑地學習，才能叫生命產生轉化。
篇幅有限，不能詳述。誠然，神學教育是艱巨的，但生命建立的工程原就是艱苦奮進的旅程，這有賴教會、神學院與神學生一同努力來建構的。
鄒永恆
「究竟現今的神學院是否能夠培育適切現今教會需要的傳道人呢？」這是2006年，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華人神學教育諮詢會議」第一個晚上的教牧同工與神學院同工的聯合研討會中討論的重點問題。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華人神學教育界與華人教會領袖都仍然就著這個問題尋找答案。筆者無意在這短短的篇幅中探討這個問題，但卻想借這篇幅來分享在神學院中學習的一點感受。
就筆者個人的神學理念而言，神學院不是一間培育傳道人的工廠。其實，教會與神學院都是生命培育的基地。神學院短短三至四年的培訓，絕不足以叫一個人成為完備的神國工人；神學院中的學習只是神學生生命成長的其中一個階段而已。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的期望乃是能幫助神學生在他們的人生學習旅程中的，盡上我的本份，為他們的生命成長提供部分的需要。
那麼，神學院的學習能夠為神學生的生命成長提供甚麼呢？
神學院固然為神學生提供了不同學科的系統性學習訓練，但筆者更相信神學院應該為神學生提供思考的訓練。信徒成長是一生的，不同時代的信徒要面對不同的問題，而信徒在面對人生問題時，牧者並不可能以一句兩句的金句或信條就能叫他們「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神學院不應單單是神學知識的傳遞，也不單止是事奉(牧養)技巧的訓練，更重要的是幫助神學生懂得思考，懂得就不同的理論、觀點、事件及行為等，作出合乎聖經真理的神學反思。這當中至少包括要學習三方面的反思：
一. 對學習內容的反思
神學院課堂中的內容大都是講師們多年來下苦功得來的心得，自是對神學生有所幫助。但神學生若以為這些內容都必定是絕對無誤地吸收，所得到的就只是「二手」的真理理解。只有第一手的真理學習，才會叫生命真正轉化(transform)。因此，神學院必須訓練學生就學習的內容作出反思，不盲目地接受「講師無誤論」，認真地就每一個學習到的課堂內容作出神學反省，才能真正將該課堂的內容從講師的個人領受變成自己的個人領受。
二. 對學習過程的反思
神學生必須懂的學習。由於講師的個人背景、教會經驗、生活體驗、學術水平，都與神學生不盡相同，所以在教學過程中難免會出現偏差，學生所領受的可能並不是講師所表達的。因此，神學院應幫助學生學習對教學過程的反省，學習如何能更有效地掌握講師的教學內容，才不至於斷章取義。
三. 對個人假設的反思
神學生都有個人的背景與經驗，而往往這些背景與經驗都會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影響了判斷力。要能夠客觀地面對學習的內容，必須先將個人的假設放下，才能真實地去檢視講師所提供的教學內容，從而作出合理的判斷與取捨。其實放下個人的假設，也就是對個人假設作出反思的過程，不將自己已知的變成無誤。真理是愈辯愈明的，只有願意放下自我，客觀謙卑地學習，才能叫生命產生轉化。
篇幅有限，不能詳述。誠然，神學教育是艱巨的，但生命建立的工程原就是艱苦奮進的旅程，這有賴教會、神學院與神學生一同努力來建構的。
培育事工的反思
培育事工的反思
採訪：趙敏能、何柏濤、高仰德
《加國華人教會》2004年12月新版第八期
堂會或機構在推行各種培育事工時，應如何面對及承擔信徒在生命成長上日益增加的需求？今期我們訪問了亞省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王乃基牧師、加拿大建道中心主任鄭貽富博士、紐約神學教育中心註多倫多基督教教育及領導學系主任鄒永恆牧師，跟讀者一起探討這課題。
屬靈成長觀
鄭博士認為正確的屬靈成長就是要跟隨耶穌的榜樣、渴望得到神的喜悅、過結果子的生活、學習謙卑、慕求達到『完全像天父一樣』的目標。王牧師則認為正確的屬靈成長觀不單在知識上得到充實，同時在個人靈命上有進步，加上在群體中實踐。鄒牧師覺得屬靈成長是一個過程，這過程的目標是生命與信仰連成一體，表裏一致地成長。
王牧師覺得培育事工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知識類(以教導式傳授)；二、靈命進深(以小組形式讓生命影響生命)。鄒牧師認為培育事工應該是多層面及多方面，他鼓勵信徒先在教會內以實習形式嘗試實踐信仰，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行出來。
鄒牧師建議堂會應建立一套適合不同屬靈光景的完整培育計劃。對於不同靈命階段的人進入教會，有沒有一些踏足點給他們？使他們立即找到合適的培育？
鄭博士覺得屬靈氣質與恩賜發揮的培育，兩者之間有著一種十分微妙的關係，雖然它們各有不同，卻有一個接觸點，使它們分不開。屬靈氣質及恩賜發揮的最終果子就是愛，所以愛便是兩者的接觸點。
王牧師覺得培育事工如果要兼全『建立教會生活』及『建立社會見證』，便要平衡雙方面的需要。在培育課程的設計中，要分清教會對內及對外的理念。在傳統上，大部份的教導都關於教會對內的生活，而教會對外的理念，就是社會見證。鄒牧師觀察到一般培育工作都是將信仰放在教會及家庭內，很少實踐在社會上，但信仰和社會有直接的關係。鄭博士認為信徒是神家的一份子，應互相愛顧和堅立，齊心建立教會，同時亦必須教導信徒作世上的鹽和光。
對於發掘自己的恩賜及潛質，鄭博士建議參考一些關於才能和恩賜的測驗。王牧師覺得要從認知(Knowing)、實踐(Doing)、內化(Being)這三方面平衡發展，使內在生命得到發掘及支持，激發內在生命實際地活出來。
王牧師發現一些信徒擁有渴慕成長及追求的心，其實是來自人與人的影響。一些熱心追求的人確實會影響別人自發地學習。鄒牧師認為現今的教會對信徒沒有甚麼要求，只要有人返教會就滿足，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教會可以嘗試給信徒一些要求(例如在讀《聖經》方面)，同時教會需要營造一個追求屬靈的氣氛，加上實行個人栽培，選擇有潛質的信徒進行個人栽培，也呼籲他們以同樣的方法去培育下一代信徒。
培育事工的方法和途徑
對於『普及教育』及『精英教育』這兩種理念，鄭博士及王牧師一同認為『普及教育』的好處是可以提高一般信徒的神學知識，令大眾群體成為得益者。鄭博士認為『普及教育』的弊病就是缺少深入和專門的訓練，而『精英教育』就能裝備一些能面對社會沖擊的信徒。鄒牧師則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訓練，所謂『精英教育』只是一些人在學習的進度上比較快。
關於『劃一的內容和方法』相對『度身定造的內容和方法』，王牧師覺得『普及教育』多數是採取『劃一的方法』，因為比較容易實行，而『度身定造的方法』便要多花心思及時間去預備。鄒牧師認為『劃一方法』的好處是管理方面比較容易，而『度身定造的方法』果效一定更佳。一般教會要實行度身定造的方法比較困難，所以要兩種方法一起並用。
王牧師認為『面對不同類別受眾採用不同類別的教育方法』是一種以學生為本的態度。鄭博士覺得教導需要技巧，運用不同方法在不同人的身上。鄒牧師贊成不同類型的培育方法是必須的，有時新的方法可以令人更有效地成長，但不要盲目地使用新方法，要看情況及個人的需要而定。
在環境與氣氛的安排上，鄭博士提醒大家注意人數及場所的大小，若地方太大而人數不多，便是教師的惡夢。也要適當地運用視覺上的科技，增加活動的環節，而音效方面是最重要的，必須讓學生聽到信息。王牧師覺得一般主日學很難達至讓人五官融入的狀態，當然，如果能夠有一些五官都可以投入的教學方法便最好。他提議一些家庭事工，如果能以生活營的方式進行，便會比密集式講座更有效。
王牧師分析『師徒關係的培育方法』與『同儕支援的培育方法』，有以下的意見。他認為有經驗的人能作師傅，在提點學生上一定有幫助。而同儕支援，多以小組討論的形式進行，但會否達到預期目標，則視乎同組人的質素。鄭博士認為師徒關係的教導形式會比較一般的老師學生形式有效。小組活動值得推行，因為祈禱夥伴能在靈命低落時提供支持及鼓勵。
師資培養
在培養師資方面，王牧師覺得最理想就是能讓有經驗的人從旁帶領沒有經驗的人。鄒牧師認為教會應經常留意一些有培育恩賜的信徒，提供他們訓練，不應等待他們自發地尋找訓練，教會甚至可以考慮支持及鼓勵一些導師到神學院進修，也可以特別為主日學老師設立一些教材資料。鄒牧師分享他所屬的教會有一個定期會議，為所有主日學老師而設，當中讓他們互相交流新的教學方法。
在領袖培訓與一般信徒培訓的資源分配上，王牧師覺得可以將三分一的資源放在師徒式領袖培訓上，而其餘三分二的資源放在一般信徒中。鄒牧師則認為要將多點資源放在人數多的群體中。
如果教會要支援信徒的家庭成為培育場所，王牧師及鄒牧師都認為教會應留更多時間空間交回給家庭。王牧師發現一些比較樂於在教會事奉的家庭，完全沒有其他時間；教會事工並不是不重要，但信徒自己的家庭時間也很重要。鄒牧師提出教會不要讓開會超時至夜深，而教導信徒靈命栽培應由家庭開始，不應由教會開始，教會只是一個輔助角色，教導兒女的靈命成長首先要看家長的靈命如何。他又提議增添一些定期的家庭崇拜訓練班，從而教導家長如何在家中禱告、敬拜及分享。
現況與前瞻
王牧師觀察到現時的培育事工多數以主日學形式進行。鄭博士認為一些有五百人以上的大型教會可以開辦不同的課程和講座，也可以邀請專門人仕去教導，但五百人以下的中小型教會普遍沒有完善的培育計劃，因為資源缺乏。鄒牧師發現很多時教會只預期信徒會自然地成長，沒有刻意去培育。他認為堂會應常自問如何將現有的活動做到最好？而這些活動的目標又是甚麼？另外，教會活動不應都是人做我又做，其實應該反省人做為甚麼我要做？
王牧師發現很多栽培訓練都忽略了《聖經》的教導，大部份都趨向實用題材，而減少了《聖經》的知識，現時很多信徒對《聖經》認識的深度不及上一代的信徒。
鄭博士留意到很多大型教會，由於人才眾多，往往會有很多人才被埋沒，沒有事奉機會。而中小型教會雖然沒有完善的培育計劃，不過可以與福音機構合作。同時，教牧同工要更多互相接觸，參考及交流大家的經驗。例如一些大型教會已用了不少資源去嘗試新的培育方式，便可以和其他教會分享。福音機構及神學院應與教會有更密切的溝通，使大家更了解現實的需要而去培育人才。鄭博士建議舉辦一些聯合性的活動去加強彼此合作。神學院及福音機構應擔當先知的角色，不只是去提供和滿足眼前的需要，應以先知般的洞察力去了解潮流局勢和趨向。
鄒牧師提出培育事工需要定下大方向。每間教會應有自己獨特的計劃及方向，以至不同靈命光景的人進入教會後立即可參與栽培訓練。鄒牧師呼籲教會不應將培育事工看為眾多事工的其中一樣，其實教會的存在就是培育，而傳福音本身也是一種培育。換句話說，培育事工就是教會事工的整體。一般教會把資源分散地給予每一個部門，結果每個訓練都不能做到最好。如果能把資源整體化運用，那麼浪費及重複的情況可以減少。
採訪：趙敏能、何柏濤、高仰德
《加國華人教會》2004年12月新版第八期
堂會或機構在推行各種培育事工時，應如何面對及承擔信徒在生命成長上日益增加的需求？今期我們訪問了亞省愛城華人基督教福音堂主任牧師王乃基牧師、加拿大建道中心主任鄭貽富博士、紐約神學教育中心註多倫多基督教教育及領導學系主任鄒永恆牧師，跟讀者一起探討這課題。
屬靈成長觀
鄭博士認為正確的屬靈成長就是要跟隨耶穌的榜樣、渴望得到神的喜悅、過結果子的生活、學習謙卑、慕求達到『完全像天父一樣』的目標。王牧師則認為正確的屬靈成長觀不單在知識上得到充實，同時在個人靈命上有進步，加上在群體中實踐。鄒牧師覺得屬靈成長是一個過程，這過程的目標是生命與信仰連成一體，表裏一致地成長。
王牧師覺得培育事工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知識類(以教導式傳授)；二、靈命進深(以小組形式讓生命影響生命)。鄒牧師認為培育事工應該是多層面及多方面，他鼓勵信徒先在教會內以實習形式嘗試實踐信仰，然後在日常生活中行出來。
鄒牧師建議堂會應建立一套適合不同屬靈光景的完整培育計劃。對於不同靈命階段的人進入教會，有沒有一些踏足點給他們？使他們立即找到合適的培育？
鄭博士覺得屬靈氣質與恩賜發揮的培育，兩者之間有著一種十分微妙的關係，雖然它們各有不同，卻有一個接觸點，使它們分不開。屬靈氣質及恩賜發揮的最終果子就是愛，所以愛便是兩者的接觸點。
王牧師覺得培育事工如果要兼全『建立教會生活』及『建立社會見證』，便要平衡雙方面的需要。在培育課程的設計中，要分清教會對內及對外的理念。在傳統上，大部份的教導都關於教會對內的生活，而教會對外的理念，就是社會見證。鄒牧師觀察到一般培育工作都是將信仰放在教會及家庭內，很少實踐在社會上，但信仰和社會有直接的關係。鄭博士認為信徒是神家的一份子，應互相愛顧和堅立，齊心建立教會，同時亦必須教導信徒作世上的鹽和光。
對於發掘自己的恩賜及潛質，鄭博士建議參考一些關於才能和恩賜的測驗。王牧師覺得要從認知(Knowing)、實踐(Doing)、內化(Being)這三方面平衡發展，使內在生命得到發掘及支持，激發內在生命實際地活出來。
王牧師發現一些信徒擁有渴慕成長及追求的心，其實是來自人與人的影響。一些熱心追求的人確實會影響別人自發地學習。鄒牧師認為現今的教會對信徒沒有甚麼要求，只要有人返教會就滿足，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教會可以嘗試給信徒一些要求(例如在讀《聖經》方面)，同時教會需要營造一個追求屬靈的氣氛，加上實行個人栽培，選擇有潛質的信徒進行個人栽培，也呼籲他們以同樣的方法去培育下一代信徒。
培育事工的方法和途徑
對於『普及教育』及『精英教育』這兩種理念，鄭博士及王牧師一同認為『普及教育』的好處是可以提高一般信徒的神學知識，令大眾群體成為得益者。鄭博士認為『普及教育』的弊病就是缺少深入和專門的訓練，而『精英教育』就能裝備一些能面對社會沖擊的信徒。鄒牧師則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訓練，所謂『精英教育』只是一些人在學習的進度上比較快。
關於『劃一的內容和方法』相對『度身定造的內容和方法』，王牧師覺得『普及教育』多數是採取『劃一的方法』，因為比較容易實行，而『度身定造的方法』便要多花心思及時間去預備。鄒牧師認為『劃一方法』的好處是管理方面比較容易，而『度身定造的方法』果效一定更佳。一般教會要實行度身定造的方法比較困難，所以要兩種方法一起並用。
王牧師認為『面對不同類別受眾採用不同類別的教育方法』是一種以學生為本的態度。鄭博士覺得教導需要技巧，運用不同方法在不同人的身上。鄒牧師贊成不同類型的培育方法是必須的，有時新的方法可以令人更有效地成長，但不要盲目地使用新方法，要看情況及個人的需要而定。
在環境與氣氛的安排上，鄭博士提醒大家注意人數及場所的大小，若地方太大而人數不多，便是教師的惡夢。也要適當地運用視覺上的科技，增加活動的環節，而音效方面是最重要的，必須讓學生聽到信息。王牧師覺得一般主日學很難達至讓人五官融入的狀態，當然，如果能夠有一些五官都可以投入的教學方法便最好。他提議一些家庭事工，如果能以生活營的方式進行，便會比密集式講座更有效。
王牧師分析『師徒關係的培育方法』與『同儕支援的培育方法』，有以下的意見。他認為有經驗的人能作師傅，在提點學生上一定有幫助。而同儕支援，多以小組討論的形式進行，但會否達到預期目標，則視乎同組人的質素。鄭博士認為師徒關係的教導形式會比較一般的老師學生形式有效。小組活動值得推行，因為祈禱夥伴能在靈命低落時提供支持及鼓勵。
師資培養
在培養師資方面，王牧師覺得最理想就是能讓有經驗的人從旁帶領沒有經驗的人。鄒牧師認為教會應經常留意一些有培育恩賜的信徒，提供他們訓練，不應等待他們自發地尋找訓練，教會甚至可以考慮支持及鼓勵一些導師到神學院進修，也可以特別為主日學老師設立一些教材資料。鄒牧師分享他所屬的教會有一個定期會議，為所有主日學老師而設，當中讓他們互相交流新的教學方法。
在領袖培訓與一般信徒培訓的資源分配上，王牧師覺得可以將三分一的資源放在師徒式領袖培訓上，而其餘三分二的資源放在一般信徒中。鄒牧師則認為要將多點資源放在人數多的群體中。
如果教會要支援信徒的家庭成為培育場所，王牧師及鄒牧師都認為教會應留更多時間空間交回給家庭。王牧師發現一些比較樂於在教會事奉的家庭，完全沒有其他時間；教會事工並不是不重要，但信徒自己的家庭時間也很重要。鄒牧師提出教會不要讓開會超時至夜深，而教導信徒靈命栽培應由家庭開始，不應由教會開始，教會只是一個輔助角色，教導兒女的靈命成長首先要看家長的靈命如何。他又提議增添一些定期的家庭崇拜訓練班，從而教導家長如何在家中禱告、敬拜及分享。
現況與前瞻
王牧師觀察到現時的培育事工多數以主日學形式進行。鄭博士認為一些有五百人以上的大型教會可以開辦不同的課程和講座，也可以邀請專門人仕去教導，但五百人以下的中小型教會普遍沒有完善的培育計劃，因為資源缺乏。鄒牧師發現很多時教會只預期信徒會自然地成長，沒有刻意去培育。他認為堂會應常自問如何將現有的活動做到最好？而這些活動的目標又是甚麼？另外，教會活動不應都是人做我又做，其實應該反省人做為甚麼我要做？
王牧師發現很多栽培訓練都忽略了《聖經》的教導，大部份都趨向實用題材，而減少了《聖經》的知識，現時很多信徒對《聖經》認識的深度不及上一代的信徒。
鄭博士留意到很多大型教會，由於人才眾多，往往會有很多人才被埋沒，沒有事奉機會。而中小型教會雖然沒有完善的培育計劃，不過可以與福音機構合作。同時，教牧同工要更多互相接觸，參考及交流大家的經驗。例如一些大型教會已用了不少資源去嘗試新的培育方式，便可以和其他教會分享。福音機構及神學院應與教會有更密切的溝通，使大家更了解現實的需要而去培育人才。鄭博士建議舉辦一些聯合性的活動去加強彼此合作。神學院及福音機構應擔當先知的角色，不只是去提供和滿足眼前的需要，應以先知般的洞察力去了解潮流局勢和趨向。
鄒牧師提出培育事工需要定下大方向。每間教會應有自己獨特的計劃及方向，以至不同靈命光景的人進入教會後立即可參與栽培訓練。鄒牧師呼籲教會不應將培育事工看為眾多事工的其中一樣，其實教會的存在就是培育，而傳福音本身也是一種培育。換句話說，培育事工就是教會事工的整體。一般教會把資源分散地給予每一個部門，結果每個訓練都不能做到最好。如果能把資源整體化運用，那麼浪費及重複的情況可以減少。
主日學與華人教會
主日學與華人教會
鄒永恆
更正基督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以下通稱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可以說是於1807年，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美國來華開始(林治平1977，3)。從那時起，不同基督教宗派及差會所差派的宣教士陸續抵華，傳播福音，建立信徒。其中最被廣泛採用的方式，就是主日學事工(蕭克諧1989，47)。嚴格來說，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是由主日學運動開始的。
沒有人確實肯定主日學是甚麼時候在中國開始，但一般學者相信在宣教士來華的初期，就已經有主日學校的創辦。根據蕭克諧博士的研究，第一個有確實記錄及組織的主日學校，是由美以美會的宣教士柯林士(J. O. Collins)在1848年3月5日於福州創辦(蕭克諧1989，47)。與主日學在歐洲及北美洲的情況一樣，主日學在中國的發展異常迅速。1907年，不同宗派約一千位宣教士在中國聚首一堂，慶祝馬禮遜來華宣教一百周年紀念。當中與會者熱烈地討論如何能將福音更快傳遍至整個中國，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應成立一個主日學的組織，來推動全國的主日學運動，並藉此達至福音遍傳中國的目標。來自倫敦的宣教士杜諾博士(J. Dorroch)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吳揚道1993)，並於1909年出版第一套主日學教材《國際主日學課程(International Lessons)》(Clay 1910, 263)。三年後，即1910年，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下簡稱「合會」)於上海正式成立。第一任總幹事是美國宣教士都春圃博士(Elwood G. Tewksbury)，並以馬可福音十章45節「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為合會的口號，為要提醒宣教士們來華的目的，乃是要服事中國人(吳揚道1987，27)。
中國主日學合會的信仰立場保守而堅定，強調唯獨聖經的權威，所出版的主日學教材，則以能適合不同宗派之堂會採用為目標，當時合會的主要財政來源自英國主日學合會，而合會首二十年的工作重點可分為二：
(1) 出版主日學教材
早在成立開始，合會就致力出版主日學課程(Curriculum)，供全國大大小小的主日學校採用。當中包括了「統一課程」(Uniform Lessons)及「分級課程」(Graded Lessons)。「統一課程」是指各級主日學都採用相同的課程中心(包括經文)，只是按年齡而修改教學的內容及步驟。「分級課程」則是按不著不同年級的學生的需要，獨立編寫適合他們的教材。這兩種主日學課程編寫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在東西方的主日學課程中仍是相當普遍。短短四年間(1915年)，每主日就有超過九萬名兒童採用這些課程來上主日學(蕭克諧1989，49-50)。
此外，為配合課程及方便教師教學的需要，合會亦出版輔助性的教材工具。根據都春圃博士在1935年的報告顯視，合會每年要印製五百萬張小掛畫及十萬張大型掛圖，才能足夠供應教會的需要(Tewksbury 1935, 261)。輔助教材需求之大可見一班。
(2) 培訓主日學教師
合會於1911年開始出版師資訓練材料及研經工具書籍，以滿足教師的需求及需要。並同時在中國各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培訓合適的主日學教師。
1929年合會與自1910年開始支持合會事工的普世主日學聯會(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因事工的取向產生分岐，導至關係破裂。有說是合會過於保守(蕭克諧1989，53-54)，亦有說是普世主日學聯會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吳揚道1987)。無論如何，1931年7月，在普世主日學聯會支持下，在上海舉行了一個全國宗教教育會議，並且成立了另一個組織，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由繆秋笙博士任執行幹事。主要事工是編寫適合兒童、青年、以致成人的主日學課程及教材。雖然合會失去了普世主日學聯會的經濟支持，但事工並沒有停止，總的來說，這時期的絕大部份教會仍是採用合會出版之主日學課程(蕭克諧1989，54)。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都春圃博士死於日軍的集中營，合會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均全部罹難。合會的工作亦因此由以外國宣教士為主，轉而以華人同工為主(吳揚道1987)，而最難得的是在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合會的工作從未間斷，繼續供應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蕭克諧1989，61-62)。戰爭結束後，教材需求迅速增加，合會遂聘請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孟約翰博士(John Montgomery)及福音聯盟差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宣教士費艾榮牧師(Edwin Fisch)負起領導的工作。可惜的是抗戰剛完畢，國共內戰立即爆發。1949年共產黨勝利前夕，合會決定差派孟約翰博士前赴台灣建立分會，孟約翰博士亦於隨後的一年於香港成立另一分會。其後，由於中共政府不允許國內宗教組織與國外宗教組織有任何聯繫，台灣及香港的合會遂改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下簡稱「中主」)，由孟約翰博士擔任首任總幹事。
中主的工作在台灣及香港均有長速的發展，由於已經與上海合會分開，大部份出版工作遂交由香港的中主分會負責。1958年，世界宣教使團的宣教士吳揚道博士(David Woodward)接替了退休的孟約翰博士，出任總幹事一職。吳揚道博士首先在台港兩地開設書室，不單供應主日學教材，也供應中、英文屬靈書籍，讓一般信徒得著屬靈讀物的滋潤。由於兩地的事工日益繁重，香港分會的工作遂交由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士Miss Grace Jephson負負，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北美極暢銷之福光主日學課程(Gospel Light)的中文版。鑑於華人文化與北美文化的差異，福光出版社特別允許中主自行按需要增刪課程的內容，這是當時出版界中少有的慷慨做法，對當時極需要新編主日學課程的華人教會實屬很大的幫助。
Miss Jephson於1967年退休，吳揚道博士鑑於華人教會日漸成熟，是宣教士將事工交給華人教會的時候，遂將香港分會的事工交由薛孔奇先生主理(吳道揚1993)。薛孔奇先生接任後，深覺單單專注出版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較為狹隘，書室的經營方式亦太保守，加上華人教會對基督教教育普遍缺乏關注，形成對中主事工發展的限制。因此，他找來了黃繼榮先生，負責推動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亦同時成為中主與教會之間的橋樑。翌年，中主開設了《基督教教育中心》作為推展上述工作的媒介，這工作一直服事了當時香港的華人教會四年之久。1971年4月，在各方面時機均成熟的時候，吳揚道博士得著董事會的支持，決定讓香港中主與海外基督使團的證道出版社合併，西教士將兩項重要事工，完全交由華人管理及發展，這在當時來說可以是開創先河之舉。合併後的董事會決定將新機構命名為「福音證主協會」(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下簡稱「證主」)，以紀念兩個機構過去的工作。董事會亦一致議決由香港中主的薛孔奇先生出任「證主」的首任總幹事。
其實，自五十年代起，主日學出版及推動工作已不再是中主力支撐的局面。前面提及的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交由廣學會廣泛地出版教材，證道出版社及個別宗派的出版社均參與教材出版的工作。但可以說，華人教會的主日學工作，仍是以中主的推動為主。進入六十年代，華人教會漸漸成長，而西教士亦紛紛撤退，轉往更大需要的地方宣教。主日學運動亦進入本色化的階段。1960年，中主出版了由西教士與華人合著之「道光教材」，成為第一套本色化主日學教材。其後，香港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出版了由蕭克諧博士編著的「佳音教材」，成為第一套全由中國人參與製作的主日學教材，意義實在重大(蕭克諧1989，67-68)。雖說主日學並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教育，甚至有不少人說主日學的發展導至華人教會普遍地誤將主日學等同於基督教教育，但無可否認，主日學運動實在是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發展中的啟蒙老師。到了這個地步，基督教教育開始由以主日學事工為主，一步步地轉為全面化的信徒培育事工。華人教會的主日學運動亦可算是正式結束，這個時候，主日學已成為華人教會不可或缺的主要信徒培育媒介。
註：本文改編自筆者的碩士論文：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education minist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 (1971-1991).
參考資料：
林治平編。1977。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
林榮洪。1982。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吳揚道(David Woodward)。1987。「中國主日學協會與我」。中國主日學協會八十周年紀念特刊。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
_______。中國主日學協會簡史。筆者於1993年前往美國羅省訪問退休來華宣教士吳揚道牧師時取得。
蕭克諧。1989。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香港：道聲出版社。
Clay, W. H. 1910. “The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Sunday School Committee”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ewksbury, E. G. 1935. “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4-35.
鄒永恆
更正基督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以下通稱基督教)在華的發展，可以說是於1807年，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美國來華開始(林治平1977，3)。從那時起，不同基督教宗派及差會所差派的宣教士陸續抵華，傳播福音，建立信徒。其中最被廣泛採用的方式，就是主日學事工(蕭克諧1989，47)。嚴格來說，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是由主日學運動開始的。
沒有人確實肯定主日學是甚麼時候在中國開始，但一般學者相信在宣教士來華的初期，就已經有主日學校的創辦。根據蕭克諧博士的研究，第一個有確實記錄及組織的主日學校，是由美以美會的宣教士柯林士(J. O. Collins)在1848年3月5日於福州創辦(蕭克諧1989，47)。與主日學在歐洲及北美洲的情況一樣，主日學在中國的發展異常迅速。1907年，不同宗派約一千位宣教士在中國聚首一堂，慶祝馬禮遜來華宣教一百周年紀念。當中與會者熱烈地討論如何能將福音更快傳遍至整個中國，結果，大家一致認為應成立一個主日學的組織，來推動全國的主日學運動，並藉此達至福音遍傳中國的目標。來自倫敦的宣教士杜諾博士(J. Dorroch)被推選為籌備委員會的主席(吳揚道1993)，並於1909年出版第一套主日學教材《國際主日學課程(International Lessons)》(Clay 1910, 263)。三年後，即1910年，中國主日學合會(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下簡稱「合會」)於上海正式成立。第一任總幹事是美國宣教士都春圃博士(Elwood G. Tewksbury)，並以馬可福音十章45節「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為合會的口號，為要提醒宣教士們來華的目的，乃是要服事中國人(吳揚道1987，27)。
中國主日學合會的信仰立場保守而堅定，強調唯獨聖經的權威，所出版的主日學教材，則以能適合不同宗派之堂會採用為目標，當時合會的主要財政來源自英國主日學合會，而合會首二十年的工作重點可分為二：
(1) 出版主日學教材
早在成立開始，合會就致力出版主日學課程(Curriculum)，供全國大大小小的主日學校採用。當中包括了「統一課程」(Uniform Lessons)及「分級課程」(Graded Lessons)。「統一課程」是指各級主日學都採用相同的課程中心(包括經文)，只是按年齡而修改教學的內容及步驟。「分級課程」則是按不著不同年級的學生的需要，獨立編寫適合他們的教材。這兩種主日學課程編寫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在東西方的主日學課程中仍是相當普遍。短短四年間(1915年)，每主日就有超過九萬名兒童採用這些課程來上主日學(蕭克諧1989，49-50)。
此外，為配合課程及方便教師教學的需要，合會亦出版輔助性的教材工具。根據都春圃博士在1935年的報告顯視，合會每年要印製五百萬張小掛畫及十萬張大型掛圖，才能足夠供應教會的需要(Tewksbury 1935, 261)。輔助教材需求之大可見一班。
(2) 培訓主日學教師
合會於1911年開始出版師資訓練材料及研經工具書籍，以滿足教師的需求及需要。並同時在中國各地舉辦師資培訓班，培訓合適的主日學教師。
1929年合會與自1910年開始支持合會事工的普世主日學聯會(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因事工的取向產生分岐，導至關係破裂。有說是合會過於保守(蕭克諧1989，53-54)，亦有說是普世主日學聯會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吳揚道1987)。無論如何，1931年7月，在普世主日學聯會支持下，在上海舉行了一個全國宗教教育會議，並且成立了另一個組織，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由繆秋笙博士任執行幹事。主要事工是編寫適合兒童、青年、以致成人的主日學課程及教材。雖然合會失去了普世主日學聯會的經濟支持，但事工並沒有停止，總的來說，這時期的絕大部份教會仍是採用合會出版之主日學課程(蕭克諧1989，54)。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都春圃博士死於日軍的集中營，合會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均全部罹難。合會的工作亦因此由以外國宣教士為主，轉而以華人同工為主(吳揚道1987)，而最難得的是在抗戰的整個過程中，合會的工作從未間斷，繼續供應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蕭克諧1989，61-62)。戰爭結束後，教材需求迅速增加，合會遂聘請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孟約翰博士(John Montgomery)及福音聯盟差會(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宣教士費艾榮牧師(Edwin Fisch)負起領導的工作。可惜的是抗戰剛完畢，國共內戰立即爆發。1949年共產黨勝利前夕，合會決定差派孟約翰博士前赴台灣建立分會，孟約翰博士亦於隨後的一年於香港成立另一分會。其後，由於中共政府不允許國內宗教組織與國外宗教組織有任何聯繫，台灣及香港的合會遂改名為《中國主日學協會》(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下簡稱「中主」)，由孟約翰博士擔任首任總幹事。
中主的工作在台灣及香港均有長速的發展，由於已經與上海合會分開，大部份出版工作遂交由香港的中主分會負責。1958年，世界宣教使團的宣教士吳揚道博士(David Woodward)接替了退休的孟約翰博士，出任總幹事一職。吳揚道博士首先在台港兩地開設書室，不單供應主日學教材，也供應中、英文屬靈書籍，讓一般信徒得著屬靈讀物的滋潤。由於兩地的事工日益繁重，香港分會的工作遂交由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士Miss Grace Jephson負負，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北美極暢銷之福光主日學課程(Gospel Light)的中文版。鑑於華人文化與北美文化的差異，福光出版社特別允許中主自行按需要增刪課程的內容，這是當時出版界中少有的慷慨做法，對當時極需要新編主日學課程的華人教會實屬很大的幫助。
Miss Jephson於1967年退休，吳揚道博士鑑於華人教會日漸成熟，是宣教士將事工交給華人教會的時候，遂將香港分會的事工交由薛孔奇先生主理(吳道揚1993)。薛孔奇先生接任後，深覺單單專注出版主日學課程及教材較為狹隘，書室的經營方式亦太保守，加上華人教會對基督教教育普遍缺乏關注，形成對中主事工發展的限制。因此，他找來了黃繼榮先生，負責推動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發展，亦同時成為中主與教會之間的橋樑。翌年，中主開設了《基督教教育中心》作為推展上述工作的媒介，這工作一直服事了當時香港的華人教會四年之久。1971年4月，在各方面時機均成熟的時候，吳揚道博士得著董事會的支持，決定讓香港中主與海外基督使團的證道出版社合併，西教士將兩項重要事工，完全交由華人管理及發展，這在當時來說可以是開創先河之舉。合併後的董事會決定將新機構命名為「福音證主協會」(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下簡稱「證主」)，以紀念兩個機構過去的工作。董事會亦一致議決由香港中主的薛孔奇先生出任「證主」的首任總幹事。
其實，自五十年代起，主日學出版及推動工作已不再是中主力支撐的局面。前面提及的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交由廣學會廣泛地出版教材，證道出版社及個別宗派的出版社均參與教材出版的工作。但可以說，華人教會的主日學工作，仍是以中主的推動為主。進入六十年代，華人教會漸漸成長，而西教士亦紛紛撤退，轉往更大需要的地方宣教。主日學運動亦進入本色化的階段。1960年，中主出版了由西教士與華人合著之「道光教材」，成為第一套本色化主日學教材。其後，香港信義宗聯合出版部出版了由蕭克諧博士編著的「佳音教材」，成為第一套全由中國人參與製作的主日學教材，意義實在重大(蕭克諧1989，67-68)。雖說主日學並不能完全代表基督教教育，甚至有不少人說主日學的發展導至華人教會普遍地誤將主日學等同於基督教教育，但無可否認，主日學運動實在是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發展中的啟蒙老師。到了這個地步，基督教教育開始由以主日學事工為主，一步步地轉為全面化的信徒培育事工。華人教會的主日學運動亦可算是正式結束，這個時候，主日學已成為華人教會不可或缺的主要信徒培育媒介。
註：本文改編自筆者的碩士論文：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education minist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Limited (1971-1991).
參考資料：
林治平編。1977。基督教入華百七十年紀念集。台灣：宇宙光出版社。
林榮洪。1982。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吳揚道(David Woodward)。1987。「中國主日學協會與我」。中國主日學協會八十周年紀念特刊。台灣：中國主日學協會。
_______。中國主日學協會簡史。筆者於1993年前往美國羅省訪問退休來華宣教士吳揚道牧師時取得。
蕭克諧。1989。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香港：道聲出版社。
Clay, W. H. 1910. “The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Sunday School Committee” in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Tewksbury, E. G. 1935. “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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